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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書信 大情懷

文章來源: 發布于:2019-05-15 閱讀:192次

——《信·中國》的傳播學意義

總編室 王志勇

摘要:《信·中國》是央視制作播出的一檔人文類節目,50封書信是從2000多封中精心挑選出來的。而每一封家書的背后,都有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優秀節目有著永世不朽的精神,《信·中國》喚醒的是人們對精神的渴望。新時代同樣需要信仰,需要信念。在信息化迅猛發展的當下社會,接受信息和文化的途徑已經超越了時空的界限,信息傳播的速度一日千里,電視節目如何更好地發揮正確的引導作用,這是一門技巧更是一門藝術。本文從昂揚鮮明的主題、書信背后的故事、觀眾的多重需求三個層面,以大眾傳播的視角對《信·中國》進行分析解讀。

 

關鍵詞:《信·中國》;家書;信仰力量;傳播學;背后故事。

                                                                                  

 

 《信·中國》是央視的一檔人文類節目。2018年3月9日,在央視綜合頻道首播,每周五晚8:00點,與觀眾如約而至。《信·中國》每期都會邀請影視或文藝界的演員來擔任信使,朗讀前輩或英烈們半個世紀前留下的家信。這些家信是從2000多封中精心挑選出來的。信的對象,有的是給至親的,有的是給友人的,其中一封是寫給戰場上的對手的;而信的內容,從生產到戰斗,從生離到死別,無所不包。其中,不乏像瞿秋白犧牲前寫給愛妻·“愛愛,我親愛的愛愛……”的纏綿;也有像黃繼光戰斗間歇寫給媽媽的“不立功,不下戰場!”的誓言。每一封信的字里行間充滿的是親情友情家國情懷,力透紙背的是對信念的堅定,躍然紙上的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而每一封家書的背后,又都有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信·中國》讓人濾除浮躁,豐富知識;讓人變得懂事、變得高尚。《信·中國》充滿著信仰的力量,蘊含著巨大的精神財富;它彰顯了人類崇高的道德風范,是人們修身養性的一面鏡子。優秀節目有著永世不朽的精神,廣泛的社會傳播是其必然。從大眾傳播學角度來說,傳播是一種信息交流的活動,傳播者想要有好的產品,而受傳者也希望得到好的產品,來滿足自己的多重需要。“兩情相悅”自然就會有好的傳播結果。《信·中國》以優秀的品質感,實現了傳播學意義的本真回歸,從而較好地滿足了觀眾的需求。

 

  • 昂揚鮮明的主題,充滿崇高的信仰力量,喚醒人們對精神的渴望

 

“傳播內容即是溝通、連接整個傳播的‘橋梁’,也是傳播是否有意義、有效果的關鍵。”①講述信仰的力量,這是《信·中國》要傳遞給觀眾的最重要的信息。信仰代表著人類不斷探索追求的渴望,象征著人類的理想。它可以支撐著人們在最嚴重的困難面前而堅持,并獲得最后的勝利。《信·中國》所呈現的強大精神力量,無所不在。一大批革命先驅和仁人志士,為民族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天不怕,地不怕,愿獻頭顱保重中華”這是80多年前,盧溝橋事變后抗日英雄程雄立下的誓言,那年,他才十八歲。“不立功,不下戰場”這是戰斗英雄黃繼光在戰斗間歇寫給母親的;“我是一滴之水雖小,但能匯成洪流,為祖國效力”這是南僑機工白雪樵回國參加抗戰前留給父母的。這些書信人與收信人的對話,無不觸及靈魂,震撼人心。這些書信,曾經激勵了無數人赴湯蹈火投入民族解放的戰場;喚醒了無數人義無反顧匯入民族救亡的洪流。歲月飛逝,這筆豐富的精神遺產,該如何繼續承傳下去,并發揚光大,它關系到民族自強、自立、自信。新時代需要信仰,需要堅定正確的信念。在信息化迅猛發展的時代,接受信息和文化的途徑已經超越了時空的界限,信息傳播的速度一日千里,電視節目如何發揮正確的引導作用,取得一個較好的社會傳播效果,這是一門技巧更是一門藝術。

在收視率的壓力之下,曾幾何時,電視過分強化了娛樂本能的成分,而忽略了節目的內涵和精神的提升,在“娛樂至上”的浮躁聲中,電視的教化作用被嚴重忽視,“信仰缺失”成了社會的“隱痛”。《信·中國》猶如一股清流,自覺承擔起喚醒人們對中華民族信仰渴望的責任,讓理想主義思想在多年的流浪中,尋找到了新的家園。《信·中國》每一封家書的背后,都充滿著家國情懷,人們聆聽到的是觸及靈魂的對話,體會到的是思想的深邃,感受到的是信仰力量的震撼;每一封書信的內容,都是對心靈的一次洗禮,每一期節目,都能讓觀眾的思想和精神得到豐富。“為消滅敵人,保我中華,我要走上戰場,如果不能活著,請母親不要悲傷,為偉大而生,為光榮而死,這是兒最后的心意。”②這是年僅20歲的抗日英雄程雄,上戰場前留給母親的信中寫到的。“家是我所戀的,雙親弟妹是我所愛的,但是,破碎的祖國,更是我所懷念熱愛的,為報效祖國而去,雖在建國救國的事業中,我的力量簡直是夠不上滄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匯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③這是南僑女機工白雪樵出征前給父母留下的一段話。為了信仰盡管也有許多不舍,但她還是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一個人一旦有了信仰,就會去執著地追求,哪怕是山高路遠,有再多的艱難險阻,也能披荊斬棘。《信·中國》所要傳遞和喚醒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精神力量。電視節目的傳播價值是什么?實際上說到底,就是看你所做節目內容對社會有多少用處,在多大程度上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它能不能與社會的需求相一致,能不能為社會服務。《信·中國》是一種精神產品,不可能與一 般的物質產品的功用相類比,但它卻滿足了社會對優秀文化的渴望,滿足了人們對英雄崇拜的心理需要。讓人靈魂純潔,信念堅定;讓人情懷開闊,境界高遠。它帶給我們的是深遠的人生思考,它猶如一種精神的跋涉,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節目內容的“成熟感”和“品質感”成就了《信·中國》的傳播效果。

 

二、書信背后故事,即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理,又彰顯了主人公的道德高度。

 

從傳播者的角度來說,“都希望能生產好‘產品’——內容,這是整個傳播活動的核心和根本目的。而從受眾的角度來說,也需要獲得滿足不同需要的產品,這也是其主動選擇和消費傳播內容的基本價值取向。”④人們普遍存在著想要獲得新鮮事物和新奇現象的一種心理。即“喜新、求異、好奇是人們的一種常見心態。”⑤正是有了好奇心,所以人們對與眾不同的節目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濃厚的興趣。《信·中國》既滿足了觀眾的這種興趣,又不是為“吊人胃口”的故弄玄虛,而是本著對歷史尊重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2000封家書中挑選出來的每一封背后的故事,都折射出主人公的崇高理想和道德高度。小故事,大情懷,讓人敬佩不已。這也是《信·中國》能讓觀眾真正信服的一個理由。

朱德,曾經在舊軍隊里擔任過高官,以其當時的俸祿,用于維持自己家庭所有的費用,綽綽有余。然而,他參加革命十幾年后,位至八路軍總司令,連自己的生母和養母都奉養不起。心存內疚的朱德,在戰場上致信其他親友,深怕風燭殘年的兩位老母親熬不過時艱,希望親友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予一些幫助。聽完家書,令人感慨萬千!朱德不給自己留絲毫特權。他給家鄉的親戚寫信,希望鄉里的閑人們不要來找他,因為自己和公家接待不起,如果吃得了苦愿與革命同命運,那就十分地歡迎他們來。這就是八路軍總司令的情操,就是一位共產黨人的道德。

毛岸英,人們領袖的兒子,在給自己表舅向三立的回信中,言辭激烈地批評了舅舅希望給其在長沙謀個官職的請托。這位舅舅正是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楊開慧被殺害后,正是這位舅舅把毛岸英從監獄中接了出來。然而,對于楊開智的請托,毛岸英在給表舅的回信中,他是這樣說的:“新的時代,這種一部登高的做官的思想已是極度落后的了,而尤以為通過我父親的關系就能上位,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與舊中國之所以不同,共產黨與國民黨之所以不同,毛澤東與蔣介石之所以不同,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⑥當時毛岸英才二十出頭,他的家信讓世人羞愧。

不僅于此,著名相聲演員馬三立,晚年在寫給摯友的信中說,“我們想一想,解放以前,七十多歲的男女演員,生活有保障嗎?誰管他飯吃?誰給他工資?誰給他勞保待遇,給他醫療費?咱沒有任何理由驕傲、端架子。”⑦這是一位老藝術家的肺腑之言,看似平實,卻意涵著大道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經歷過新舊社會對比的人,他的人生體會是截然不同的。追隨共產黨27年之后,馬三立終于在1984年如愿以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什么比初心更重要,平淡之中讓人感到的是溫暖,是一路坎坷而來的一位老藝術家,對黨矢志不渝的情懷。

《信·中國》像這樣書信背后的故事數不勝數,每一個故事都承載著歷史的凝重和真實,讓人愿意一個接著一個地往下聽。比如,滇緬公路是抗戰期間中國最后與外界聯系的大動脈,3000名南僑機工,冒著日寇飛機重點轟炸的危險,在這條生死補給線上,日夜運送著中國軍隊一半以上抗戰武器和物質。它的危險與重要竟會如此,令人難以想象;在3000名南僑機工中,只有五名是女性,而白雪樵是其中之一,很多觀眾也是在《信·中國》里第一次知道。又比如,1951年相聲名家常寶堃,赴朝慰問演出,在回國途中遭遇敵機轟炸英勇犧牲。參加完常寶堃的葬禮,相聲演員馬三立,立刻要求接替常寶堃赴朝慰問,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歷時兩個多月,馬三立用自己一百五十多場的精彩演出,慰問著前線的志愿軍戰士們。如此瘦弱的老人還上過朝鮮戰場?很多人都難以置信,在好奇的同時,心生敬佩。在《信·中國》里,我們還知道了瞿秋白是第一個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人;知道了江姐除了有革命必勝的信念外,還有要出獄去見兒子的想法,她希望自己能陪著兒子成長,就義時她身上帶的唯一的物件,就是兒子彭云的照片。一段段塵封的歷史,被《信·中國》一個個真實地還原,觀眾仿佛身臨其境。形象、現場和過程的再現,是電視傳播的一個重要特點,視聽兼備決定了電視具有極強的現象感、現場感和過程感,這也是電視的一大優勢,《信·中國》在抓住“好奇心”這一人類天性的同時,也很好利用和發揮了電視的這個特有優勢,“新鮮感”和“現場感”讓《信·中國》的傳播效果錦上添花。

 

三、樸實無華,滿足觀眾多重需求,回歸傳播本質

 

觀眾是電視傳播過程中的受傳者。作為個體的,他們是千差萬別的,但作為整體的,他們又是有共性的。胡正榮認為,“一個人接觸媒介,是基于個人需要,懷有某種動機,它主動使用媒介內容來實現自己的目的。”⑧因此,研究電視對觀眾產生的效果和具體功能,首先要了解觀眾的動機和希望滿足的程度。觀眾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對節目有不同的接受和理解,進而有不同的態度和行為。

《信·中國》利用觀眾的經驗、態度、立場,從尊重觀眾的角度來實現傳播效果的達成。無論是主持人還是演員,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樸實無華,讓人覺得可親、可近、可信。觀眾被家書的真情所打動;被主人公的情懷所感染;被書信背后的故事感動而心生敬意。其實,電視節目跟文學作品是一樣的,它的價值不在于自身的華麗,而在于是否被人賞識,被人接受。書在讀者讀到之前,它只是一個藝術的成品而已。書的生命、價值、意義是通過讀者的閱讀而實現的,同理,電視節目的價值則是要通過觀眾的接受和社會傳播而完成的。追求盡可能高的傳播價值,是節目制作人員的目標,也是傳播過程的一個基本規律。《信·中國》制作方深諳其中的道理,并下了一番苦功。盡量從觀眾的視角出發傳播令人關注的內容。為此,《信·中國》不僅邀請了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還邀請了當下最具人氣的青年藝人來擔任信使的角色,以吸引觀眾的眼球。《信·中國》充分利用了電視大眾文化的特點,除了在內容上去貼近觀眾,通過創新在形式上也盡可能地去靠近觀眾,力求做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英雄故事本來并沒有什么年齡的界限,但演繹英雄故事的人,卻有著鮮明的個性呈現和不同的群體吸引力。為了讓書信者與朗讀者之間的距離更加接近,情感更為交融,欄目組根據每一封信的不同心境,邀請了不同年齡、不同特質的演員來朗讀,在一定的時空環境里,讓觀眾更容易產生共鳴。比如著名表演藝術家張少華在朗讀黃繼光母親鄧方芝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信時,老藝術家樸實而飽含真情的演繹,讓多少人為之動容,觀眾已不知是信中還是信外。而《信中國》首期,聶榮臻將軍在華北戰場上,為送還戰火中被救的兩名日本孤兒時,寫給侵華日軍的信是由唐國強來念的,那份大愛無疆,凜然正義,字字鏗鏘,句句有力,令對手也敬三分,其氣度和氣場讓觀眾印象至深。而演員馬蘇朗讀的白雪樵在回國抗日前夜給父母的信,字里行間是一個女兒對雙親的不舍,對災難深重祖國的思念,對拯救民族危亡的決心“我是一滴水,只是滄海一粟,但可以匯成洪流”情到之處,朗讀者自己被感動,觀眾被感動。我們知道電視節目的價值,最后是要是以社會為歸宿的,一個節目的影響力是在于有沒有足夠能力去吸引觀眾影響觀眾,這是衡量節目生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傳播過程是一個信息的流動過程,節目如果沒有信息的交匯,傳播者和接收者雙方就無法進行溝通,節目的傳播也就無以存在。節目的價值它最終要表現的是對社會的作用和意義,它體現出的是節目本身與社會需要之間的關系。在傳播過程中,能不能充分反映并滿足這一種關系,成為電視節目傳播關系中,能不能構成以及實現分享并達到良好效果的關鍵。為了達到盡可能好的傳播效果,《信中國》盡量去選擇一些具有較大節目價值和觀眾關切的元素作為切入點。因為,這是節目完成自己社會作用的前提。《信中國》選擇影視明星的加盟,不是嘩眾取寵,也不是追星。按照主持人朱軍的說法,他們對朗讀者的選擇標準有三條:“一是他能用心體會寫信人的心境;二是他能讀出信中的情感;第三他最好是觀眾喜愛的藝人。”⑨從目前播出的情況來看,《信·中國》可以說都達到了上述要求。如同朗讀者在接受采訪時都說到“每一次讀信的過程,也是都是他們自己心靈的洗禮過程。”看到他們讀信時與觀眾一同流淚,我們相信這種情感是真實的。

《信·中國》對觀眾的影響不只在于增長知識,也不只在于“立言”,而在于加深人們對人生的理解和思考,讓心中的信念在實踐的感悟和人生的思考中,日益豐滿與完善讓靈魂升華。世紀老人冰心說過,讀書好,可以使人心靈充實,道德高尚。電視節目亦然,只有攜帶著優秀文化基因的節目,才能給觀眾以精神的養分、道德的滋潤。判斷節目的“好”與“不好”的標準,自然會因社會和時代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是,從傳播學的意義上來說“新、深、精、準”是其基本的判斷依據。⑩可以說《信·中國》之所以受到觀眾認可的原因之一,就是較好的體現了上述標準的結果。歸納起來:首先,在特定內容以及傳播方式上,它根據觀眾的需求,進行了創新;其次,在節目的內涵及其表現上,實現了它的廣深性;第三,在節目的內容及其表現方式上,都精心把關;最后,在節目針對的目標受眾上,從面向所有觀眾走向細分受眾。

 

注釋:

①黃旦:《新聞傳播學》,第130頁,浙江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②③⑥⑦中央電視臺,2018年4月6日《信中國》第6期。

④⑧⑩胡正榮:《傳播學總論》第218頁,第206頁,第219頁,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⑤蔡銘澤:《新聞傳播學》第125頁,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⑨中央電視臺,2018年3月9日《信中國》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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